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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数的银幕勾画中，浪漫爱成为以肾上腺素主导的一种冲动反应。爱的降临是临时的，甚至是突兀的。这种“爱情神话”甚至成为许多年轻男女的心理范本。在英国时尚杂志《红》总监娜塔莎·伦恩（Natasha Lunn）的《爱的对谈：如何寻找爱、维系爱、告别爱》（Conversation on Love）中，伦恩在采访临床心理学家弗兰克·塔利斯(Frank Tallis)时发现：“我们寻找‘化学反应’或‘直觉’这样的词，因为我们找不到感受的确凿根基——没有善意、关怀或联结，只有磁性吸引。”

　　一开始的几分钟，没有什么异样：西格蒙德拿过锅和抹布不经意地擦拭着，开始聊自己出差时候的见闻，玛丽亚背对着她，微表情里暗示着积攒的怒火。就像伦恩说的，在一段关系中不诚实，如同拧盖子但螺纹不吻合一样，别人都觉得一切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那种“生涩”的感觉。一切实际上并不和谐，两个人都在暗暗较劲。在某些侧面，观众仿佛可以看到《好东西》中的王铁梅，陌生人的敌意夹杂着对友情和亲情的怀疑一并而来。在天台，那个无助的铁梅或许也能够与玛丽亚感同身受。

　　荷兰人类学学者安玛莉·摩尔（Annemarrie Mol）在《照护的逻辑：比赋予病患选择更重要的事》中点明了“一时的选择”在“自由社会”潜在的危险性。许多社会学家发现，人们的选择往往趋于相似。在一个以商品交换为交往底层逻辑的社会中，“让大家渴望选择，投资心力来做选择，其实是种规训的手段”。“选择”代替“照护”成为刺激人得以继续生活的一大因子。事实上，选择是适宜的，只要它没有蒙蔽人们看到之后的繁絮，而以为一切都能一劳永逸。

　　在中国银幕同期上映的《关于约会的一切》被影迷誉为“约会版头脑特工队”，观众得以通过电影这把手术刀进入男女主角的大脑后台，通过几个人格实时观察男女主角在约会现场的攻守进退。导演保罗·杰诺维塞在与中国观众的交流中特别强调，其实《关于约会的一切》并不能严格算作“头脑特工队”，因为“头脑特工队”处理的是情绪，而导演希望展现的是，爱的发展依靠的是一个缜密的取舍过程，理性、浪漫、冲动与疯狂需要彼此劝说，彼此合作。

　　归根结底，爱是关乎每一个人本身的。在历史的变幻中，“爱自己”和“爱他人”似乎逐渐发展成为一对矛盾体，“爱自己”和“自私”之间似乎画上等号。弗洛姆由此发问，“自私”是否已经在现代发展成为一种“自爱”的变体？但他在现实中观察到，从“自私”中，人们并没有学会把自己“当作一个具备理智、情绪和感性的个人来看待”，而是为了适应社会赋予的角色而甘愿成为附属品。因此，在这个前提下，“爱自己”似乎成为一条遵循社会大潮流而提升自己各项价值的口号，而展陈柜之后贴满标签的易碎品无法得到真正的弥合与修补。

　　自爱的母题从未停止演绎，始终与时代关于爱的理解交织在一起。十九世纪，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曾说：“我有一个天生的内在珍宝。”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二战后文化的不安促使社会转向。媒体一边大肆制造家庭不幸的舆论以谴责女性母职的缺位，又同时敦促在工厂岗位上的女性重新返回家庭，成为潜在消费者以推动经济重建。这催生出1943年美国黑白电影《简·爱》在文本上的巨大改编，“内在珍宝”与母职和顺从的品行强绑定，罗切斯特先生的庄园以及电影中新加入的牧师形象成为简的精神庇护所，安全和稳定在彼时成为爱的同义词。

　　在当下极速转型的社会里，女性可能再次面临这个概念上的问题：我的“内在珍宝”到底是什么？如果无法确定它，我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和爱自己？玛丽亚站在镜子前，同时也是面对我们，先是扭捏地说出“你其实挺好的”，又躲到镜头不可及的地方，回避与自己的对望时，她可能才突然意识到，像加缪在《重返提帕萨》里曾说的那样，“不被爱仅仅意味着不走运，丝毫不去爱则意味着苦难”，而在我们“为正义而长期奔走”的路上，最终“耗尽了孕育正义的爱”。